●当前反腐倡廉理论热点
●“廉政”内涵三要素
●2008：中国经济面临八大危机
●普京反腐的铁腕政策
●法治政府的基本框架
●改革，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俄共起起伏伏18年

当前反腐倡廉理论热点

　　关于反腐倡廉建设
　　理论界普遍认为，党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并列为党的“五大建设”，强调“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标志着我们党对反腐倡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指明了方向。要从党的建设全局的高度全面理解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定位。反腐倡廉建设是其他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其他建设对反腐倡廉建设又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只有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其他建设结合起来，才能抓好党的自身建设这个关键。党的“五大建设”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央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出发的，不宜理解为在“五大建设”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的学者提出，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历史任务，先后提出过反腐败斗争、党风廉政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反腐倡廉工作等相关概念，这些概念之间互有联系、各有侧重，本质是一致的，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有不同的含义，不宜简单地理解为互相取代的关系。当前迫切需要对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行认真研究，以把握其基本要求。
　　关于作风建设
　　有学者认为，作风方面的问题类似于医学上的“亚健康”状态，没有器质性病变，不易被察觉，也正因为如此危害更大，容易小错酿成大错，成为领导干部健康成长的“杀手”。中央领导专门在中央纪委全会上讲这个问题，号召全党大力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并且强调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领导干部的作风包括生活作风问题，也由此更加突出地纳入了反腐倡廉的视野之中。有专家建议，教育是作风建设的基础，有扎实的教育才会有良好的作风，要围绕为民、务实、清廉这一根本要求，深入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教育，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教育，廉洁自律的人生习惯教育，切实增强教育的有效性。也有专家认为，加强作风建设要从制度层面创新工作方法，健全有利于领导干部转变作风的制度。尤其要把充分发扬民主作为领导干部形成良好作风的重要途径和保证，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等制度，从制度层面约束党员行为。
关于预防腐败
　　2007年，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成立备受关注。理论界一致认为，预防腐败的核心是改革和制度建设，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进程，对预防腐败工作进行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整体推进，努力取得防治腐败体制机制制度上的新突破。在预防腐败的途径方面，有学者认为，要坚持“上下联动、内外结合”，既重视政策制定，又注重试点经验，把加强宏观规划指导与尊重基层首创精神统一起来；既立足我国实际，又注重预防腐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借鉴国际社会预防腐败经验的同时，推动形成对我国反腐败有利的国际环境。许多学者认为，在预防腐败工作中，要全面贯彻反腐倡廉方针，处理好治标与治本的关系。“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强调的是要加大预防腐败的工作力度，但并不是要放松惩治，才能增强预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实际工作中，既要讲注重，还要讲并举，预防认识的偏颇。
　　关于权力结构
　　理论界认为，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对于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许多腐败问题的发生，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结构不合理有关，突出表现是权力过于集中，有的甚至不适当地集中于少数部门或少数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结构的核心是权力的配置。要通过合理配置权力，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平衡，当一种权力超过其合法限度时就引起其他相等权力的自行制止和纠正，形成制约机制。有的专家认为，制约与监督都是对权力的约束形式，但是制约更多的是从权力结构的内部着眼，而监督侧重于对权力的外部约束。如果权力的内部结构不合理，缺乏严密的内部制约，再有力的外部监督也难以奏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大提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更加贴近权力运行的关键同题，对进一步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有深远的意义。还有的专家指出，我们提出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与西方的“三权分立”有着本质区别，我们遵循防治腐败的共同规律，但决不照搬西方模式。

　　关于公开透明
　　公开透明是权力运行的基本要求。十七大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求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有学者认为，公开与透明既紧密相连，又有各自内涵。公开的主体是党政机关，党政机关通过新闻发布、专家咨询、听证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有关事项；透明的主体是管理相对人，他们对政府的行为享有知情权。有专家提出，要以透明促公开，扩大公开范围，提高公开的质量。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事项，除涉密事项以外，应向社会公开；涉及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事项，应健全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等机制；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应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并完善群众参与的公示和听证制度。
　　关于行政问责制
　　有学者认为，我国正在经历公民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政府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深刻转变，推进行政问责制是建立责任政府的重要途径，也是防止权力滥用和滋生腐败的必然要求。关于行政问责制的定位，有学者认为，这是对领导于部应负的政治责任、道义责任进行追究的一种制度形式。问责的对象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重点是行政首长，西方行政官制度和香港的高官问责制，以及前几年对国内发生的几起重大责任事故进行问责，都是针对领导干部的。责任的性质是政治、道义责任，而不是纪律责任、刑事责任。政治、道义责任并不要求领导干部主观上必须有过错，只要在其管辖范围内或者工作中客观上发生了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不良影响的问题，就可以根据情节和后果追究其应负的责任。追究责任的方式是非政纪处分。问责制主要采取告诫、调离工作岗位、责令辞职、辞退等方式，这都是非政纪处分，而这种非政纪处分的方式，应当属于组织处理的范畴。有学者指出，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有利于构成完整的责任追究体系，同时要注意与政纪处分的衔接，防止混淆行政问责与政纪处分的区别，以行政问责替代纪律处分。
　　关于特定关系人
　　2007年5月，中央纪委颁布《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使用了“特定关系人”概念。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相应司法解释。根据司法解释，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有学者认为，这是首次在正式法规文件中使用这一概念，在中央纪委颁布规定之后，“两高”司法解释迅速跟进，这反映了反腐败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更加有力。
　　关于商业贿赂的概念
　　对商业贿赂的概念进行全面认识，是治理商业贿赂的前提和出发点。有学者认为，商业贿赂是竞争法上的一个术语；理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对商业贿赂的基本内涵做了表述。另有学者认为，商业贿赂与其说是一个法律规范，不如说是一个公共政策上的概念，或者说主要是刑事政策意义上的概念。还有专家认为，商业贿赂是法律概念还是政策概念，不能只看法律中是否明确规定了这一个概念，关键要看法律是否规定了有关概念的基本内容。《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与商业贿赂密切关系的行为，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八章有关贿赂犯罪的条文也与商业贿赂有密切关联，国家工商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已经明确使用了“商业贿赂”概念。不能否定商业贿赂概念所具有的法律属性，应当着眼于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寻求把握和认定商业贿赂基本特征的定义。反商业贿赂在我国具有长期性特点。如果把商业贿赂定义为一个政策性概念，就容易把它看成一个阶段性的活动。
　　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失信惩戒制度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信用，社会缺乏信用意味着维系市场经济基础的契约失衡，这时就会产生极大的道德风险，导致违反市场经济规范的行为出现，成为违法违纪和产生腐败的温床。有学者认为，要从构建和完善政府信用入手，健全政府信用制度，改善政府信用形象，完善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发挥政府信用的导向、示范作用。
　　关于公共服务伦理规范
　　理论界认为，运用伦理的方法研究公共行政问题，提出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及道德规范，是世界各国加强廉政建设的共同趋势。我国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之中，思想道德的碰撞更为激烈，迫切需要完善行政伦理体系，以规范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有学者提出，行政伦理体系大体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廉洁自律规定，二是公共服务伦理规范。前者主要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后者适用于所有政府工作人员，要在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的基础上，抓紧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伦理规范。有的学者认为，公务员行为规范分为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并有道德规范法律化的趋势。我国现有的公务员行为规范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缺少量化的具体规定和量化的具体规范和强制性的惩罚措施，且散见于党政文件中，以党纪政纪的形式存在，尚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要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抓紧制定公务员从政道德方面的法律法规。
　　关于加大打击行贿行为的力度
　　有学者认为，在贿赂犯罪中，行贿和受贿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然而长期以来，对行贿犯罪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打击不力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一些行贿犯罪案件处理偏轻，有相当一部分行贿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追究，导致一些不法分子无所顾忌，大肆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严重腐化社会风气，危害党和国家的廉政建设。应整体和系统地看待犯罪的预防。也有学者认为，惩治贿赂关键还是在于受贿一方。从诱发机理来看，在贿赂的双方中。受贿一方是主要方面，能通过手中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制造索贿机会，而行贿者多是被动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供求双方的“成本一收益’比较中，受贿方处于有利地位，行贿方处于不利地位。还有学者认为，遏制行贿犯罪的治本之策是深化防治腐败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改革。行贿受贿的本质就是权钱交易。只要把容易发生腐败问题的漏洞堵塞住，把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搞好，行贿犯罪分子自然就会失去行贿的对象和机会。
　　关于腐败行为的新形式
　　有学者认为，公款超标准购车、超标准修建办公楼、贫困县建豪华办公楼等现状可归纳为炫耀性腐败。从政治心理角度来看，炫耀性腐败源于某些官员、部门的炫耀需求和炫耀行为取向。治理炫耀性腐败，要倡导勤俭节约、廉洁从政的优良作风，建设节约型社会和节约型政府，使“以公权谋私利”的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有学者认为，以集体利益为名谋取个人好处可称作捆绑式腐败，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单位领导搞腐败，除了自己敛财外，还通过行贿受贿等手法把上级领导和相关单位领导拉入其中；二是以为部门谋发展、为干部职工谋福利为名，大搞腐败，从主要领导到职工群众按地位、权力分配非法利益。实践中这种行为往往不被看成腐败，具有隐蔽性，即使被发现也常因涉及人员过多而不易得到彻底查处。还有学者认为，福利腐败是指一些垄断性行业利用其独特地位和优势，将自己掌握的行业资源无偿或者廉价地向本行业的职工和家属提供，在福利的名义下形成的行业腐败现象，造成这种现象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源配置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机制，二是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制度惯性，三是对垄断行业的管理缺乏法律规范。治理福利腐败，要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用充分的竞争打破垄断。（中央纪委监察部理论研究中心）

 
“廉政”内涵三要素

　　一说到廉政，人们经常强调执政官员的廉洁。实际上，“廉政”所涵盖的不仅是“廉洁”，它还包括“执政成本低廉”、“执政生态清廉”。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对新时期的“廉政”内涵、特质要求和内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给予新的时代定位和新的内涵研究，积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一、执政成本低廉
　　执政成本“低廉”，是“廉政”的基础。追求执政成本逐渐“瘦身”，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艰巨任务。
首先，追求执政成本低廉，是推进廉政建设的首要问题。执政成本是一个执政团队在执政活动中的基本“开销”。它包括执政成员（也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各级主要负责人）的工薪和薪酬外如招待费、设施费等一切费用，这些费用，都出自纳税人的“纳税钱”。执政成本的高低，不仅是衡量一个执政团队是否爱惜民力、体量民心的试金石，而且是衡量这支团队是否在整体走向“沉沦”的“航标”。因此，追求执政成本低廉，是防止执政者整体走向腐化堕落，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首要问题。
　　其次，执政成本低廉，是培育和追求“廉政”的基础。一个执政团队，如果努力追求执政成本低廉，其一，能逐步培养起整个团队的廉政作风。追求低成本运行，实际上需要一套从思想意识、工作作风到运行运营、审计监督的系统的运营机制在不停地有效地转动。这套机制的有效运转，形成廉政建设的整个链条环节，呈现整体的廉政作风。其二，能逐步培育起每个执政官员的廉政品格。品格和人品是在实践中逐步培养和锤炼出来的。整体追求执政成本“低开低走”，能逐步培养起每个执政成员都厉行勤俭过日子的品行。
　　最后，努力追求执政成本“瘦身”，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廉政建设的一项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执政至今执政成本日益增长，已经到了必须“瘦身”的地步。追求执政成本“瘦身”，要抓到本质。成本就是“钱”，就是老百姓的“纳税钱”、“血汗钱”。“瘦身”就是逐步减少开支，要把开支分解到党政军各个机关、各个系统、各个领域；要将“瘦身”制度化，每年必须实现减少多少开支。只有抓到根本和本质，才能逐步“瘦身”，才能追求执政团队整体的廉政之实和廉政作风，才能为全党大规模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日益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执政官员廉洁
　　执政官员廉洁，是廉政的内在要求。追求党政领导干部在执政岗位上廉洁奉公，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主要任务。
执政官员廉洁，是“廉政”的内在本质要求。国家权力是公共权力。人民群众通过“权力接受”的形式，把公共权力“委托”给某一个执政党，负责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健康运行。老百姓则通过“纳税”来维系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和国家的发展。这样，“执政者、老百姓、公共权力、国家发展”四方面，对纳税款的分割，几千年来，逐步形成了一个内部平衡的比例，彼此界限清楚，不允许任何一方“多吃多占”，破坏四方面的平衡。因此，执政成本，不允许随意扩张；执政官员，不允许“吃拿卡要”和索贿受贿；老百姓，也必须依法纳税。这种内部平衡规律，就要求执政官员必须廉洁奉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官场”上一直提倡和追求“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廉政品格，其道理就在于此。
　　抗拒“三大腐蚀”，并与之展开持之以恒的斗争，是推进廉政建设，实现执政官员“廉洁”的基本途径。我们党正在经历的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实质上是正在与“三大侵蚀”进行殊死的搏斗。根据政治学基本原理，权力本身就具有“腐蚀性”，我们党越是长期执政，越要同权力的“腐蚀性”作持久的斗争。在市场经济中，“金钱”具有“侵蚀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正确地利用市场经济的长处；另一方面，要时刻警惕和反对金钱对党和人民的“腐蚀”，尤其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腐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遇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侵蚀”，即从思想、制度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对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全面“侵蚀”。这“三大腐蚀”，突出的表现是执政成本日益膨胀，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日益深入，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长期执政的目标，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因此，一方面，要大力宣传清正廉洁、克己奉公、敢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模范事迹，弘扬正气，督促全党那个的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全党干部的宗旨教育，树立共产党人正确的权力观，自觉抵制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日益侵蚀，努力追求和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影响和带领广大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三方面，要努力抓好全党的党风廉政制度建设，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努力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廉政机制，保证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三、执政生态廉明
　　执政生态“清廉透明”，是实现和推进“廉政”的“客观环境”。加强新时期新阶段的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努力追求执政生态的“清廉透明”。
　　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立在老百姓合理纳税的基础上，“执政者、老百姓、公共权力、国家发展”四方面的协调运行和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国家基本的“执政生态”。国家要健康发展，必须一方面持久地保持这四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持之以恒地追求“执政生态”的“清廉透明”。
　　推进新时期的廉政建设，要努力追求“执政生态”四者各自的清廉。“执政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时时刻刻推进勤政廉政的思想建设、纪律法制建设，不断推进整体的清廉，不断清除蜕化变质的腐败分子。老百姓是“执政生态”的主体，一要不断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使广大基层社会，始终保持清廉、清正；二要不断加强法制建设，持之以恒地对行贿者和各种违法犯罪分子给予依法惩处。抑制“公共权力”的腐蚀性，是保持良好执政生态的关键。正确行使、规范和监督权力，有效地抑制国家公共权力的腐蚀性，是一个国家制度建设层面最核心的东西，是推进廉政建设的关键。“国家发展”方面也要始终追求“清廉”。由于方方面面资金和上上下下权力最终都要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找到展示自己的舞台，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力寻租等种种腐败现象也大多发生在这一领域。因此，加强“国家发展”方面的清廉也是推进廉政建设的关键。
　　追求执政生态“清廉”，其基本的途径是“透明”。一要执政者通过依法行使公共权力，使四方面既界线清楚，又彼此按比例协调透明的增长或下降，始终保持四者内部的总体平衡与透明，实现透明的生态平衡。二要四方面的透明运作。国家公共权力运行成本，即执政成本要低廉和花费透明，要向人民大众交代清楚每一笔开支，防止扩张无度和挥霍无度。各级执政官员，要透明和阳光奉公，有效遏制贪婪和受贿索贿。国家发展各方面要透明，要追求决策、执行、监督、审计等所有环节透明，一方面便于老百姓当家作主，另一方面实现执政生态清廉。只有这样，才能政治“清明”，国家健康发展，日益繁荣。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思政室主任、教授）

 2008：中国经济面临的八大危机
　
　　第一大危机:虚拟资金助推股市楼市泡沫
　　目前的股市楼市泡沫,真是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这是错的！
中国经济整体情况非常复杂，并非简单的流动性过剩。造成流动性过剩有四笔资金，最重要的第一笔资金——虚拟资金，由于近几年投资营商环境的恶化，中国企业家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挤压出来，打入股市楼市。第二笔资金是灰色腐败款。第三笔资金，就是大家熟知的国际热钱。第四笔资金，才是老百姓的储蓄款。目前，所有宏观调控政策所针对的资金基本是第三、第四项。举个例子，外国人不得买房的规定是针对第三项资金，第二套房贷问题是针对第四项资金，不能说这是无效的，但是你的目标是错的。目前并没有针对前两项资金进行调控，所以力道不足。
　　第二大危机：货币从紧将导致投资营商环境恶化
　　日本1990年代出现经济泡沫。
　　英、德、法、美、日曾签订“广场协议”，要求日币升值。之后国际热钱大量进入日本，几年下来日币升值了一倍，几乎摧毁日本的经济。在日币不断升值的过程中，美国财政部通过各种管道压迫日本降低利率以及放宽信贷，造成流动性泛滥，日本各大商社很高兴向银行借钱，因为借钱容易，利息低了，可以迅速做大做强，所以造成日本经济的表面繁荣。这个表面繁荣现象反映在股市就是股市泡沫，反映在楼市就是楼市泡沫，反映在购买日常用品就是通货膨胀。
　　日本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但今天中国不是，中国经济产生泡沫的原因，基本是由于投资营商环境的恶化造成的。原因不同，宏观调控政策必须不同，但是很不幸，我们的政策是提高利率紧缩信用，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它会进一步打击已经恶化的投资营商环境。设身处地为企业家想想，他还愿意投资吗？中国哪几个制造业能创造出这么高的利润？利率的不断上升使得我国的金融风险迅速积累，并可能产生重大经济危机。
　　第三大危机：以GDP为纲造成“二元经济现象”
　　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过冷，这是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现象”。
　　哪些产业过热？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地方政府在以GDP为纲的理念下，投资建设有关产业，比如钢铁、水泥、房地产是过热的。什么产业是过冷的呢？和建设无关的民营企业是过冷的。这种“二元经济现象”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现象，原因就是十几年来地方政府以GDP为纲大力推动地方建设的结果。
　　这种“二元经济现象”和股市的“二八经济现象”是相互对应的，大盘股总是和房地产、钢铁、水泥、其他融资银行这些过热产业相关。这会产生两个必然结果：一是宏观调控进一步失效，二是产生通货膨胀。
为什么宏观调控会失效？过冷产业由于资金流出，结果更冷，过热产业由于接受了资金变得更热。猪肉为什么涨？一是猪瘟，二是饲料价格上涨，养猪的民营企业家把大猪宰了之后，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挤压出来形成“虚拟资金”打入股市和楼市，导致“后继无猪”。资金大量从过冷部门转到过热部门，结果造成全面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
　　第四大危机：“出口创汇”造成人民币升值
　　“出口创汇”是个罪恶的代名词。
出口创汇是拿我们有限的资源图利外国人。举个例子，中国那么缺少资源却把煤炭卖给日本人，而日本人拿去填海了。我们竟然把树木砍下来做成毫无附加价值的筷子卖给日本，日本为什么不砍自己的树？他自己不会做破坏资源的傻事。你用煤炭、筷子等毫无附加价值的东西赚取必定贬值的外汇，美其名曰是“出口创汇”，地方政府在以GDP为纲的理念基础上“出口创汇”的理念使得我国经济严重失衡，造成大幅贸易顺差。日本经济崩溃之前贸易顺差所占GDP的比重为4.5%，而中国现在是9%，我们有高达1.4万亿的贸易顺差，这给了欧美一个极好的理由压迫人民币升值。
　　第五大危机：利率、汇率上升让外资有机可乘
　　错误的宏观调控造成利率上升，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错误政策及出口创汇政策造成汇率上升。
两大金融参数的上升使得我国企业的投资营商环境继续恶化，从而挤压出“虚拟资金”进入楼市股市，“虚拟资金”到底有多少？和欧美相比，中国企业家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有80%投入股市楼市，从而造成泡沫。中国企业家去炒股炒楼不投资了，空下来的投资空间必然为外资企业所用，利率、汇率的上升造成了营商环境困难，民营企业家卖公司、卖工厂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必然结果是给外资进入中国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
　　第六大危机：忘挖沟渠的国际化
　　中国经济的上空翱翔着两只“秃鹰”：一是国际产业资本，一是国际金融资本。秃鹰是要啃食尸体的。
收购青岛啤酒的安海斯—布希公司是产业资本，收购徐工的凯雷是金融资本，这两个资本的危害性我们还没有看出来，还在乐观地招商引资，招商引资将使得两只“秃鹰”来席卷中国奄奄一息的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我们自己做不下去，给外国人能赚钱吗？在国际产业链中真正做制造的是一块钱，而做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这整条产业链叫做“软三元”。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本质就是靠“软三元”赚取利润，“硬一元”再亏损，“软三元”可以赚回来！
如果我们还对廉价劳动力有任何幻想的话，就太可怜了。有两家著名的企业要搞国际化，一家是TCL，一家是BENQ。怎么搞？他们想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配合国外的品牌和技术，想走出去。TCL合作收购了阿尔卡特以及法国汤姆逊，明基收购西门子的移动业务，一两年之后轰然跨台。为什么走不出去？放弃“硬一元”，向“软三元”要利润，这才是国际化。
　　第七大危机：银行上市和汇率浮动将让国际炒家受益
　　金融改革包括汇率改革、银行改革。
　　先谈银行改革，像中国建行、工行等多家银行上市，帮他们做顾问的都是摩根、美林、高盛，这些公司是美国中央银行的股东，中国搞银行改革请美国中央银行的股东来当顾问，他给你做顾问，是图利于你，还是图利于美国中央银行？
　　所以聪明的顾问们一定会要求中国银行上市，只要你上市，外资银行包括美国银行等等，可以以最便宜的价格，以不交牌照费的方式大量购买中国银行的股票，美国的银行买你20％的股份，你所有分行赚的钱他就拿走20％。这次美国次级债让不少人损失了不少钱，但美国一家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很骄傲地说：我们在次级债的损失远远小于我们在建设银行的投资，他们在建行赚了多少钱？1300亿！我们金融战的水平和150年前大刀对洋枪的水平差不多。
　　另一个改革叫汇率浮动，我一直反对这种改革，原因是在外汇操作方面，中国没有一个专家。1997年，索罗斯为何阻击亚洲，造成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亚洲资产泡沫化，因为泰铢刚刚改成浮动汇率，他们也没放过香港，香港还是联系汇率，要是浮动汇率那更惨。
为什么在这么严厉的亚洲金融风暴下，中国内地能幸免于难？是因为当时我们采取了两个最传统最古老的制度，一个是固定汇率，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外汇管制。照这个故事讲起来，如果国际炒家要阻击今天中国经济泡沫，像当初阻击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一样，它将像席卷香港一样来席卷走内地的财富。
　　第八大危机：开放人民币业务的不稳定因素
　　2008年1月1日，外资银行可以开始经营人民币业务，这将给中国金融带来不稳定因素。银行真正能赚钱的客户，是20％的存款大客户和10%的贷款客户。他们有没有可能在1月1日之后大量转移到外资银行？
　　我们在3年银行开放的缓冲期里，在美国中央银行股东的指导下，热火朝天忙着改制上市，而银行最基础工作，包括银行信用、服务品质有没有搞好？和外资银行相比，优劣立判！大客户基本在中心城市，外资银行只要掌握了广东、上海、北京，差不多就席卷了大部分最优质的银行客户，他们只要守在大城市把服务做好，继续鼓动中国的银行去上市，那么他们就是最终的赢家。

普京反腐的铁腕政策

　　即将迈出克里姆林宫的普京把一个一度沉沦的大国带上了崛起之路。人们永远记得普京的承诺：给我20年，送你一个奇迹的俄罗斯。普京这位外表矜持、少言寡语、做事果敢的总统，2002年因一首《嫁人要嫁普京这样的人》的歌曲而更加深入人心。正如8年前他执掌权力之巅一样，留给世人更多的感慨与赞许，而普京总统惩腐倡廉的语言艺术和铁碗政策更获得了人们的肯定。
　　“赚钱可以，参政不行。”——“一些人在短短五六年之内就赚到了数十亿美元，这是在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不会发生的事情。想用几千万、甚至几亿元来消灾，以这些小钱来捞到更多的钱……我们并不是想揪住一个具体的人不放，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俄罗斯的秩序，让人民合法地生活，同腐败分子做斗争。”
　　在俄罗斯普通民众眼里，寡头就是腐败的代名词。普京担任总统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要与寡头们划清界限。随后的“尤科斯事件”是俄政坛掀起的另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主角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入狱，俄总统普京智斗寡头的行动成了世人热衷谈论的话题。从最初誓与普京作对到底的强硬姿态到沉默无语，霍多尔科夫斯基在牢狱中的态度变化，终结了近十年来俄罗斯政局动荡变幻的格局和寡头干预政治的时代。
　　普京执政之初，就为金融寡头们定下了依法经营、不准参政的“游戏规则”，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判决则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
普京坚定地表示，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今后再也不会回头！”普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防止具有巨大实力的经济精英进入政治领域，直接掌握政治权力。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总存在着一种张力，关键是要保持二者的平衡。谙熟政治规律的普京对经济寡头实施严厉政策的目的，并非要消灭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而只是要让俄罗斯的资本家们恪守一点本分。普京在担任8年总统的时间里对金融寡头的严惩，深深赢得了俄罗斯民众的支持。西方媒体甚至哀叹道，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广泛拥护，仿佛就像对前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只不过这一次是自发形成的。
    “要么经商赚钱，要么靠工资生活。”——“金钱必须与权力分家。这是对每位官员、每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护法人员的要求。想要挣钱，那就下海经商；想要为国家服务，那就靠工资生活。”
　　2004年4月10日，普京签署命令，俄罗斯35万联邦一级官员中有10％的官员从2004年3月9日开始涨工资，部长一级的官员工资上涨了近4倍，副部长和司长一级工资上涨4至11倍，而低级别的官员工资上调幅度则在3倍以下。
　　高薪养廉是普京为官员们大幅度提薪的主要出发点。近期俄罗斯每个联邦机构和联邦主体政府将编制易受贿赂职位的名册。担任这些要职的官员们将领取更高工资，享有更多优惠，但他们必须接受国家对其生活方式和交往对象的监督，这是政府委员会通过的打击腐败计划中的一项规定。
　　在政府实施高薪养廉的同时，普京还狠治了强力部门的败类“恐龙”——在俄罗斯，警察等强力部门中从事犯罪活动人的一个专门称号。俄联邦最高检察院于2003年7月公布了与内务部、联邦安全总局一起开展的“猎狼行动”的详情，并公布了几个落网大“恐龙”的犯罪活动。被俄罗斯媒体称为“反腐清洗”的行动震动了整个俄罗斯。
　　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行列，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第52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表明了莫斯科打击腐败的决心。普京认为，钱权必须分家，“想要挣钱，就下海经商；想为国家服务，那就靠工资生活。”普京面对的是一种成为生活方式的腐败，一种成为亚文化的腐败，一种结构化、组织化、黑社会化的腐败，其解决难度可想而知。
　　“像对待叛国罪那样惩治腐败。”——“我的理想是做一名间谍。尽管全世界的人们都对这个名字不曾有任何好感，但是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我觉得间谍所做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普京拟投资数百亿卢布在互联网上缔造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将俄罗斯所有部门、机构（包括克林姆林宫，总理府等）、社会各行各业，分门别类单独组成相应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不间断接收来自全俄罗斯乃至全球任何人反映的关于俄罗斯子系统的信息。每一个子系统后面都有一个特别的“安全+司法”小组负责运营。此计划旨在瓦解所有黑恶势力、不良利益集团，扫除政府毒瘤、民间恶行、行业陋规等。
　　俄联邦委员会主席、“公正俄罗斯”党领袖谢尔盖·米罗诺夫表示，“俄罗斯像对待叛国罪那样惩治腐败。”
　　把腐败看成是与恐怖主义、与叛国同样的大害并非言过其实。据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调查显示，自20 01年以来，俄罗斯贪污受贿案增加了7倍，2005年，俄罗斯各级政府官员大约接受了相当于400多亿美元的贿赂。当时的俄议会上院主席斯特罗耶夫形容说：“普京总统就像是一位外科医生，开刀后发现病人肌体已经千疮百孔，几乎各个器官都有问题。”普京执政以来，一直高举反腐大旗，仍然让人们抱有战胜腐败的希望和信心。近期的一场清除腐败的“大扫荡” ，其行动之强硬“极为少见”，就在俄罗斯政府公布编制易受贿赂职位的名册之前，俄罗斯太平洋沿岸滨海边疆区副行政长官亚历山大·西什金于2007年7月25日因收取120万卢布(约47250美元)而被捕，这场反腐风暴的总导演就是普京，他正因此赢得媒体几乎是一边倒的欢呼。
　　2007年底，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的普京，无疑是俄罗斯至少近几十年来最成功的领导人。
　　在俄罗斯百姓眼里，诚实、正派、能干、有原则、精力充沛、具有首创意识、富有同情心和亲和力、保障了国家稳定——普京几乎集一位现代国家领导人的完美特质于一身。“在我成为总统的那一刻起，我就立下誓言：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可以牺牲自己。这将是我一生的座右铭。”

法治政府的基本框架
 

　　青锋、范晓莉等在《清华法学》2008年第一期撰文认为，法治政府的基本框架应是：在体制方面，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职能转变基本到位：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部门的权限基本明确；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与利益脱钩。在法制方面，行政活动有法可依，制度建设反映客观规律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科学规范、切合实际；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的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违法行为受到纠正或制裁、经济社会秩序得到保护。在机制方面，及时反映人民群众意愿、权力与责任真正得到统一的决策机制基本形成；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基本建立，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行政监督机制基本完善，监督效能显著提高。在观念方面，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观念得到提高，遵守法律的氛围基本形成。
 

 
改革，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日前表示，现在，我国的改革已进入了攻坚阶段，有四个方面的关系需要认真处理。
　　第一是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成思危认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可以说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说执政党的主张要通过法定的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一旦变成国家意志以后，任何党派、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我们现在还是发现在法治和人治之间存在着矛盾和问题。我们的官员在裁量上有太大的自由度，这就是人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法治，尽量减少人治。
他说，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现在需要进一步根据宪法来审查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出的法规，不符合宪法的一定要撤销。依法治国的首要是依法行政或者说是依法治官，因为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相比处于强势。中央一再强调要依法行政，也就是要依法治官，只有依法治官治好了，才能够真正实行依法治国。
　　第二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成思危认为，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了。就是说一方面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果，要大胆学习国外各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几百年来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运用，因此我国有了风险投资、股份制公司、资本市场、期货等等。但是另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过去，我们可能效率讲得多一点，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讲公平，但是要注意，我们千万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公平和效率两方面的关系是我们应该处理好的。
　　第三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成思危认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应该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相互较劲。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因为市场有失灵的时候。但是，宏观调控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一是不能违反价值规律。也就是说，不能让价格过分的背离价值。限价和补贴只是权宜之计，比如解决猪肉价格上涨，最关键的是增加供应。二是不能违反供求规律。过去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调节供求一般是“多了刀子砍，少了鞭子赶”。现在看来，我们更应该相信市场信号，不要以计划人员的主观判断来代替市场信号。前一段到处限电厂项目，结果造成了不少地区大面积的缺电，这再次给了我们一个警示。三是不能违反竞争规律。没有竞争，市场不可能进步。不鼓励竞争，就等于保护落后。并且，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够实现技术的进步，最后才会使消费者得到更大的实惠。
　　第四就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成思危认为，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在集权和分权的处理上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之所以追求GDP，追求政绩是一个原因，但追求财政收入也是一个原因。在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中要考虑到，当过分集中权力时，也会把矛盾过分集中；当过分集中财力时，也会把负担过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巧妙的处理艺术。
　　关于大部制改革，成思危认为，发改委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发改委要减少具体项目的审批，增强综合协调的功能，加强经济运行预测预警的功能。精兵简政，只有简政，才能精兵。
　　　　　　　　（《北京日报》4.14成思危文）

俄共起起伏伏18年
 

　　目前，俄共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占有57个席位，是议会第二大党，实力比高峰时出现萎缩。作为俄最大的左翼反对派政党，俄共在苏联解体前一年成立，经历了18年的起伏，在欧洲仍是最有影响的政党之一。
　　俄共还有强大号召力
　　回顾历史，成立于1990年6月的俄罗斯联帮共产党当时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1991年“8·19”事件后，俄共被当局禁止活动。1993年2月，俄共举行重建大会，并选举久加诺夫为党的领导人。俄共曾是俄第一大政党，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久加诺夫的得票率排名第二，对时任总统叶利钦连任构成极大威胁。1998年秋俄爆发金融危机后，俄共地位进一步提高，俄共重要活动家马斯柳科夫被叶利钦任命为第一副总理，这一时期成为俄共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2000年12月，俄共召开七大，提出将做普京当局“负责任的、不妥协的、建设性的反对派”。
但随着俄政坛各种政治势力的重新分化组合，议会各大党派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俄共的政治影响力削弱。2007年12月2日举行的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仅获得11.6%的支持票，在新一届议会中占有57个席位，成了议会第二大党。
　　1月25日，《环球时报》记者问即将结束对华访问的久加诺夫：“在目前俄罗斯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俄共是否遇到一个困难时期？”久加诺夫回答说，俄共目前恢复了少年、青年和妇女组织，有将近30个团体和组织，和各个工会组织也有不少联系。现在俄共有党员16万人，另外有700多万俄共的支持者，目前在俄罗斯的各个地方议会，有不少俄共的代表。俄共党员的文化素质较高，在俄罗斯国家社马里，俄共的代表有诺贝欠奖的获得者，有前宇航员等。久加诺夫还跟记者专门谈到了俄共的“年轻化”问题，他说，青年党员人数也在增加，“比如现在参加俄共组织的示威游行的，就有不少年轻人”。
　　俄共党员平均年龄58岁
　　正像久加诺夫强调俄共青年党员人数增加一样，党员队伍的年龄构成也是俄共人士最关心的一个话题。据原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现任俄杜马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库普佐夫介绍，现在，每年加入俄共的人数为1万至1.4万。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加入俄共的青年人不断增加，占入党人数的30%—40%，俄大学生中俄共党员的比例也在增加。10年前，俄共党员的平均年龄是61岁，现在平均年龄有所下降，为58岁，俄共认识到了党员队伍的老化问题，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在当今俄政权机构内，几乎没有俄共的代表，如总统办公厅、俄政府。在80多个俄联帮主体中，俄共人士担当一把手的只有3个。谈到俄共与当局的关系时，库普佐夫说，叶利钦执政时，由于其采取敌视俄共的立场，俄共从未与其接触过。到了普京时代，一年之内俄共领导人能多次与其见面，普京善于倾听俄共的意见，在很多方面还采纳了俄共的建议。
俄共机构完整“有原则”
　　从库普佐夫里，记者了解到，俄共中央委员会由150人组成，党的监察委员会成员是50人，党中央主席团为15人，书记处由8名中央书记组成。在俄罗斯各联邦主体，俄共也是照如此模式建立相应的领导机构，每隔三四个月就召开一次会议。在全俄境内，俄共一共有2400个区党委，1.4万个基层党组织。俄共是俄目前机构最完整且覆盖俄全境的唯一政党。库普佐夫还告诉记者，俄共党员缴纳的党费是工资收入1%。迄今为止，俄共仍沿用苏共的党旗，每逢盛大节日、游行、集会，如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列宁诞辰纪念日、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等都要打出党旗。
俄共至今仍沿用苏联时期吸收党员、履行入党手续的做法。
　　“俄共将不会易名”
　　大选来临之前，俄媒体对俄共的命运似乎十分关注，有的说了些，“俄共风雨飘摇”的风凉话。俄《独立报》1月21说，许多政党也开始挖俄共的墙脚，试图彻底瓦解俄共。俄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计划把自己的政党更名为“社会主义联盟—公正俄罗斯”党，简称“苏联党”（其缩写与“苏联”的“CCCP”缩写相同），还呼吁公民积极加入这一政党，特别是俄共党员。这些压力都是俄共将要面对的。对此，库普佐夫说：“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对自己多年来所做的一切毫不后悔，我认为这是我一生的正确选择；绝大多数俄共党员也都持这一观点和立场。”他还说，俄共已多次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俄共中央曾正式通过决议，俄共将不会易名，仍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摘自《环球时报》，作者：杨  政  柳  直  谢戎彬）